9月11日上午，在福建武夷山市的下梅村，秋雨连绵。
10时许，跨当溪而建的祖师桥上空，憋足了劲儿的阳光穿透云层，绵绵细雨停了，天空顿时变得晴朗起来。
此时，沉寂了百余年的下梅村梅溪岸边的景隆号渡口变得热闹起来：在一位身着长袍马褂、头戴瓜皮帽的商人的带领下，一队身穿短衣肥裤、手推独轮车的伙计组成的运茶队伍，在景隆号古渡口边的验货门前停下。
“足斤足两——起运码头——吉时已到——响鼓喧声……”卸下的茶箱堆放在码头岸边，经现场验重、验货、封箱等手续后，被手脚麻利的伙计们七手八脚地搬至停靠在渡口边的竹筏上，船工驾筏顺梅溪西进崇阳溪，达崇安县城登岸北上，由脚夫运往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。
至此，武夷岩茶进入江西境内，然后踏上路途遥远的万里茶道。
当天，“爱上晋中、牵手南平、出发武夷——万里茶道再出发”出征发车仪式在武夷山市下梅村举行。9月12日上午，作为晋商故里的晋中市，在茶香四溢的武夷山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文旅推介暨招商宣传活动。
在古渡口祖师桥前的贩茶实景表演，真实重现了300多年前晋商在福建武夷山下梅村贩茶时的一幕。
当溪边上南北两条街是过去的老茶市，站满了下梅的父老乡亲，他们兴奋地说“当年的晋商又回来了!”山西晚报记者遇到了55岁的毛志英：“今天下雨了，‘水’就是财，贵人来了才下雨，贵人给我们带来了财运，晋商就是下梅茶商的财神。”
一片看似普通的绿色叶子，经多道工序加工，就变成众人喜闻乐见的饮品。
人们端杯品茶，啧啧称奇之余，更为一个传奇的经历而感慨不已：山西，作为一个不种茶的内陆省份，缘何能与相距遥远的产茶区武夷山结下数百年之缘?当年的晋商是如何在武夷山寻找到了这一驰骋300多年的传奇商机?并由此开创了为后人所称道的纵跨中蒙俄三国的万里通商古茶道?
考察“万里茶道”的晋中人
中国作为茶的故乡，茶叶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人类“饮料之王”和“健康天使”的美誉。
65岁的张维东，曾任晋中市外事旅游局副局长、调研员，是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兼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。
从2006年起，为了考察当年晋商贩茶的艰辛创业历史，他追寻山西茶商当年的足迹，一直沿万里茶道到节点城市寻访，进行实地考证，国内的节点城市去过多次，3次去蒙古国、4次到俄罗斯考察。
2011年，他与《茶叶之路》的作者、美国作家艾·梅霞相约，到蒙古国去考察。2014年，他又与俄罗斯伟大的茶叶之路研究会一起以自驾车的方式，用40多天的时间，从圣彼得堡到海参崴，横跨欧亚大陆。
张维东曾经4次带领摄制组到茶路沿线拍摄影像资料。万里茶道主路13000余公里，就是经过他的实地考察得出来的，使这条晋商靠脚走出来的茶路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万里茶道”。
2006年5月，武夷山市政府竖立在下梅古村的“晋商万里茶路起点”石碑，就是他参与策划的，为的是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段亘古未见的历史。
万里茶道最初起点为福建建宁府崇安县(现武夷山市)下梅村，而与下梅相距20多公里的星村、五六公里的赤石两镇也先后成为茶市，其中尤以星村茶市为盛，贸易量较大。
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的下梅村，面积为9.6平方公里，600多户2800多口人。
“康熙十九年间，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，盛时每日行筏300艘，转运不绝。”从《崇安县志》中记载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，这个从规模上看算不得大乡村的村庄，从清初期已是武夷茶外销的集散地，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经贸活动十分活跃。清乾隆年间，武夷山茶在下梅集运转销，遂形成崇安最大的茶市。
张维东说：“经过多年的研究，国内学者们不断得出新的研究成果，对晋商万里茶路的学术研究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”
哪位晋商最早来到下梅村?
山西商人来武夷山贩茶，被当地人称为“西客”。
这些“西客”在每年清明前，就来到崇安，官吏眼中的商人是“财神”，热情招待，礼遇有加。据民国时期的衷斡《茶市杂咏》记：“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……西客者，山西商人也。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，货物往返络绎不绝……”
那么，晋商中是谁家最早来到武夷山采办茶叶的?张维东认为，因时间久远，史料缺乏，难以定论。不过他认为，目前还是有多条线索可供参考，值得探讨。
李晨光在《晋商茶路》中先后提出，祁县渠家可能是于康熙十九年(1680年)到武夷山的茶商。“大盛魁”的分号“三玉川”在清乾隆、嘉庆年间，武夷山已有茶山5000亩和茶场7座。榆次常家九世的“万”字辈也从雍正、乾隆年间进入下梅茶市，与下梅邹家联手经营。
据此，从现有的晋商各大家族史料来看，具备最早远涉武夷山资格的只可能是祁县县城内的渠氏家族。
另据《晋商冀家》记载，晋商介休北辛武冀家，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。早在清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，冀家十四世冀州升在武夷山下梅村与茶商李氏学习焙茶技艺、学习销茶贸易多达一个多月。
以上线索准确与否已无从考证，却足以说明晋商到武夷山办茶历史悠久。
为啥晋商找到“茶”商机?
茶，对于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来说就是“天使”。
游牧民族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，茶叶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，“宁可三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茶”这句话并非夸张之言。
蒙古人、俄罗斯人是怎么喜欢上中国茶的?
1638年，蒙古浩特阔特阿勒坦汗与俄罗斯特使斯达尔科夫会面，送给俄国沙皇包括200包茶叶在内的礼物被带回莫斯科。
估计这位蒙古汗王也没能料到，随着俄罗斯上层贵族痴迷茶叶欲罢不能，后来逐步走进俄罗斯百姓生活之中，成为家庭中必备的饮品，一天不喝上几杯茶就不出工。
有需求就会有市场，也就会出现商机。
境内并不产茶的山西，在当时信息传递手段并不快捷的条件下，晋商是如何敏锐地捕捉到“俄蒙客户需要茶叶”这一千载难逢的市场商业信息?
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地，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和生产茶叶的国家，而武夷山是出好茶的地方。
早在唐宋时期，武夷山的“龙团凤饼”作为官茶已名扬天下，而且是非常适合游牧民族熬制奶茶的必需品。
从明代一直到清中期，由于政府长期实行禁海政策，导致武夷茶销路不畅，使得武夷山一带的茶叶无法从海路运往海外及东南亚市场等地销售，这对当地茶农来说，无疑是致命的。
由于滞销，寻找茶叶新的销售渠道，成为当地茶农和茶商的当务之急。而政府也只能以降低税赋来吸引晋商等茶商前来贩购，无形中也就为晋商降低成本创造利润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由此可见，晋商正是在诸多利好因素的汇集下，敏锐地瞄准了出现的市场需求，在确认武夷山茶的质量前提下，终于历经磨难将武夷茶运至恰克图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，用商人的脚板和驼队蹚出300多年的商业辉煌。从此，万里茶道载入史册!
山西晚报记者李吉毅
山西晚报记者寇宁马立明摄
原标题：武夷山下梅村缘何成为晋商办茶首选地
